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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不容易

By 洁白的希望 •  2019-02-06 14:05 •  9次点击 短消息


作者/韩玥

来源/三声


每一年的春晚背后,都有着一个千回百转、难以言说的复杂故事。它的内容定位、制作的时代背景和背后的众多人物符号,使得这个一年一度的文艺盛会,总是难以以某些标准简单衡量。

 

农历腊月二十九,2019猪年春晚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在此之前,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的首个春晚,这台晚会与它的总导演刘真一样,始终对外界保持着神秘。

 

这种与观众的刻意疏远或许已经成为近年来春晚的一种特色。当春晚由于独一无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逐渐被赋予更多意义时,这台逐步升级为“国家项目”的联欢会,不断变化着自己的方针政策,甚至经历过几次较大的调整,很难再用“逗观众一乐”来简单概括它的使命。

 

只不过,大众对于春晚节目的热切期待也在逐年降低,这把难题再度扔给了这台迈入中年的联欢晚会。

 

即使如此,春晚政治高度与操作难度的并存,依然是众多中国电视人追逐的事业制高点。在这个顶峰,无论最终迎来的是掌声还是质疑,一切过往都凝聚成了推动春晚走到今天的力量。

 

在年三十的晚上做一顿家家爱吃的年夜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历经三十七年的春晚,也同样如此。


 一种理想主义



1983年2月12日的那个冬夜,春晚透过一方屏幕带给中国人的激动与冲击,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体会。

 

在此之前,“晚会”这两个字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陌生,大家仅有的娱乐消遣只是一年到头来的几场露天电影或是戏班子演出。而作为春晚前身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因为传播技术和时代变革的影响,并没有激起太多关注。

 

直到1983年,一切都有了新的变化。这变化的幕后操盘者正是被称为“春晚第一人”的黄一鹤。

 

文艺兵出身、在央视工作20多年的黄一鹤,被任命为央视春晚的第一代总导演。他一改迎春晚会的旧习与传统,首次设立主持人将晚会进行串联,并大胆采用直播的方式,增添四部热线电话供观众实时点播。

 

起初,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样的设置。直播的不可控因素让大家心里没了底儿,一旦出事将直接归为政治事故,连主持人之一的姜昆也不断追问黄一鹤,“黄导,干嘛非得用直播啊?”

 

“足球赛如果不直播的话,你看录播的有意思吗?”在黄一鹤心里,想要和观众朋友一起过春节,就必须要直播,必须让大家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哪怕自己在重压之下同样极度紧张,“节目一开始就感觉手心捏了一团火一样,要爆炸的感觉。”

 

然而相比播出形式,在节目内容上的抉择与冲突显得更为焦灼。这样的对抗也几乎贯穿在之后每一年的春晚筹备中。只是在远去的八十年代,胜利一方大多是坚持到底的总导演们。

 

1983年春晚直播期间,一盘盘写满《乡恋》的点播条送到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手里,黄一鹤在等这位“老同志”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显然是个雷区。作为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在八十年代初被批判为代表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靡靡之音”,曾一度消失在广播电视中。直到点播条整整集满了五盘,吴冷西猛地一跺脚,“黄一鹤,播!” 

 

在黄一鹤看来,《乡恋》的解禁是1983年春晚的“根本性变化”,为了这一幕他做出了所有努力,“就是觉得百姓要说话。”正因如此,许多观众在晚会后纷纷来信,称赞中央电视台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这种表扬让黄一鹤不禁落泪。

 

多年后,他对《中国周刊》的记者说:“当时赞美的语言很多,可前面加一个 ‘人民的’就是最高赞美,比如毛主席是人民的好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为了在除夕夜给观众带来眼前一亮的作品,逗大家一乐,黄一鹤不断寻找新的表演形式。1984年,几经波折的春晚舞台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吃面条》。



那一年冬天,黄一鹤除了焦急地等待张明敏等港台演员的审批报告,还在等军代表对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点头。这种全新的喜剧形式让领导对其讽刺效果一时摸不着底,在排练审查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意见,一次又一次,气得陈佩斯直接对朱时茂说,“老茂,走!咱干嘛在这儿受这个罪呢?”

 

这一走急坏了姜昆,骑着自行车满四九城地找,好说歹说把他们劝了回来。

 

当晚,未获得上台指令的陈佩斯和朱时茂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演播厅彩排,等待着最后的通知。黄一鹤始终觉得《吃面条》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问题,“是很健康的节目”,他直接找到了军代表说,“这个节目要上,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直到直播前五分钟,黄一鹤才等来了领导的同意。

 

博得满堂彩的《吃面条》不仅一举成就了陈佩斯、朱时茂这一黄金搭档,也缔造了小品这一喜剧形式在之后春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事实上,如此严苛的审查力度在当时实属特例。根据多位导演回忆,早年春晚除了审查港澳台演员外,对其余内容基本是“看一遍就完了”,总导演始终把握着一台晚会的内容组成与主题方向。

 

在1987年春晚的彩排现场,虽然领导明确表示要拿掉费翔的迪斯科舞蹈,对节目效果十分满意的总导演邓在军依然保留了它,并且在直播时坚持给费翔切全景,直到耳机里传来,“邓在军,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不可否认,春晚在其诞生的第一个十年里,逐渐成为先锋文化的聚集地,亦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许多个第一次,其背后有着导演们的勇气与坚持,是一代电视人的超前意识与高度自信,更有“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

 

黄一鹤在筹办1983年春晚时虽然完成了实况直播、设主持人、设热线电话三大挑战,有一个计划却始终没有实现,就是邀请国家领导人到场联欢。

 

而在下一个十年的第一台春晚,也是黄一鹤作为总导演的最后一台春晚,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也一并达成了。


 国家有话说



1990年春晚倒计时后,两位时任最高国家领导人突然来到演出现场。虽然这样的举动也被理解为安抚那些对半年前激烈对抗而感到失望的民众,但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国家领导亲临春晚现场。

 

也是在这台晚会上,初出茅庐的赵本山凭借小品《相亲》一炮走红,此后登上春晚舞台20多次;宋祖英也因为《小背篓》初展头角,之后连续24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在袁德旺看来,1990年是属于春晚的历史转折点。这位参与执导过多届春晚,并出任1997年、2004年春晚总导演一职的老电视人,深深感知着春晚进入九十年代后的变化。

 

在此之前,春晚注重联欢二字,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主持人有时由表演嘉宾兼任,时常穿梭于各个角落,甚至为了节目的衔接互相演起小短剧。进入九十年代,春晚基本上摒弃了这样的联欢方式,成为一种庆典,主流意识进一步灌输到这台庆典的各个角落。

 

虽然从1993年开始,春晚一改往日的任命制,实施总导演投标模式,释放着迭代创新的信号,但其留给总导演的施展空间已经不多了。

 

1995年春晚的舞台上,凭借《相亲》、《我想有个家》等小品打下“赵式喜剧”根基的赵本山一反往常,上演了一出《牛大叔提干》,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小品中那句“扯淡,扯淡”一度成为当年的流行语,这部作品亦被外界看作是赵本山春晚创作的转型标志。

 

只是自此以后,赵本山在春晚上再也没有涉及过此类题材,转而围绕着官民鱼水情、农民的真善美继续创作。



在2009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第二十一届文化讲坛上,曾参与执导多年春晚的郎昆就表示,“你不要小看它(春晚)里面的一首歌、一个杂技、一个舞蹈、一个魔术甚至一句台词,虽然它是给老百姓看的,但它是国家文化意识的一个传递。在这个大年三十合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制作,文化定位的转换使春晚具有了国家主流文化意识,成为每年国家文化的一个指标。

 

与黄一鹤、邓在军等前辈们的感受有所不同,郎昆认为,“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总导演是春晚的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

 

在2001年春晚的节目选取阶段,台里给刚刚上任的女总导演王冼平一共送来了43张“小条子”,上面写满了各路领导推荐过来的人。

 

王冼平没有拒绝,却开天窗地给各位“条子演员”开了个集体会议,希望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打磨自己,明年“不要拿条子来上春晚,拿作品”。

 

稍显冲动的举措为王冼平招来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其中一位毫无唱功的“条子歌手”在会后动用各种关系,要求王冼平为自己安排在12点独唱,串烧歌、六重唱、四重唱都不行,最次也要二重唱。难以忍受的王冼平气到直接向领导请示,要辞掉春晚总导演一职,但最终还是被说服,给了这位“条子歌手”一个男女二重唱。

 

此后,王冼平再也没有出现在春晚总导演的席位上。事隔十二年,她面对《中国周刊》的记者谈起不再执导春晚的原因时,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同样无可奈何的还有2002年春晚总导演陈雨露。这位提出打造“快乐春晚”的总导演,力求在语言类节目上有所突破,邀请了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把在剧场中打磨成熟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搬上春晚舞台。

 

改编是作品走向春晚的第一步。原剧的时序从1900年庚子年一直贯穿到台北的千禧大选事件,演员们通过一百年的改朝换代借古讽今,政治隐喻极强。但是令陈雨露没有想到的是,在精简剧本、避开暗指之后,仅十分钟的相声剧本足足修改了14次,每次都是精确到字眼的定夺。

 

审查领导从来没说剧本要怎么改、为什么改,只是不停地纠错,一会儿这个不行,一会儿那个不行。虽然手握总导演的权利,面对审查的陈雨露几乎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向赖声川表达歉意。最终,表演工作坊呈现在春晚舞台上的节目,变成了原来剧本中的一个片段——《谁怕贝勒爷》。

 

赖声川事后曾向陈雨露直言,“春晚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连郭德纲都不好笑了


 

2018年的秋冬之交,陪伴丈夫在美国抗癌十七个月的哈文,在社交媒体上以一句“永失我爱”震惊了所有人。这时,人们才又想起了这位曾经三度担纲春晚总导演、离职、创业的女导演。

 

在2015年第三次执导春晚时,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道,“你说如果我有一颗玻璃心的话,我早就稀碎一地了”。

 

那一年的春晚经历了“冯式喜剧”的洗礼后,导筒兜兜转转又回到哈文手上。尽管曾经手持近10年以来收视份额与社交媒体表现最好的两届春晚,但这并没有让她在面对观众对于踢走赵本山、沈腾口误和舞美太小的诟病时感到轻松。“我其实按理说我不是特别容易发这种感慨的人,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好多节目跟自己预想的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些跟自己最后想呈现的东西也有不一样的。”

 

“如果服从我本心的话,我肯定是不愿意再做了……我会哭死。”2015年,哈文从央视辞职,重返中国传媒大学读博士,并在第二年以酷娱影视CEO的身份亮相优酷春集。

 

早在2005年,春晚就提出“开门办春晚”的理念,开通众多渠道、面向全国以及海外征集民间优秀节目,显示出重新与观众靠拢的决心。《千手观音》便是那年春晚为此孕育的产物。

 

但大众娱乐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和需求的不断升级,并没有给春晚更多的时间。例如,仅隔一年,这台已经直播了23年的晚会史无前例地迎来了一位强劲对手——《武林外传》。

 

2006年,情景喜剧《武林外传》的最后三集与春晚撞档除夕夜,“大年三十看春晚还是看《武林外传》”成为当年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时至今日还不断被人谈起。

 

对于哈文们而言,随着新型渠道和依靠其传播的大众文化崛起,从那一刻起,曾主导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大年三十的春晚,逐渐过渡为一种陪伴式的存在,不再是人们除夕夜娱乐消遣的唯一选择。

 

这种过渡还伴随着语言类节目的式微。2011年,央视兔年春晚将导演选拔从“竞标制”改为“任命制”,马东成为导演团队的成员之一,负责语言类节目。这一年,也是“小品王”赵本山最后一次参加春晚。

 

然而这场谢幕并不完美。春晚结束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某报纸发表了题为《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的评论文章,直接向马东提出质疑和抨击,认为赵本山的小品《同桌的你》内容过于低俗,实为取笑农民。向来低调的马东看到文章后专门开通新浪博客,发表《真人版“专家指导”——答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老师》一文,予以回击。

 

马东在2013年离职央视入职爱奇艺,随后又和央视《喜乐街》的年轻女导演牟頔创立了米未传媒。作为哈文的“春晚前辈”,他已经深切体会到“网络和视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对此作出了选择。

 

在这一年年初,第二次接任春晚总导演一职的哈文终于请来了万众期待的郭德纲和于谦。但是,在赵本山曾经的专用休息室排练的二人,最终却没有达到观众所预期的目标。

 

“包袱太旧”、“段子雷同”成为很多人对于郭德纲春晚处女作《败家子》的评价,甚至有细心地粉丝发现,站在春晚舞台上的郭德纲,没了往日的怡然自得,面容变得局促不安,“上了春晚,连郭德纲都不好笑了。”

 

鲜为人知的是,郭德纲原先准备的节目并不是《败家子》,而是《追着幸福跑》,最后留给他们的修改时间只有短短两天,直到直播开始前,二人才最终定稿。

 

上台前,郭德纲特意安排了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帮忙举牌子提醒时间,“我们必须要在17分钟内说完。这种创作方式显然违反了艺术规律,但在这个舞台上是符合规律的。”

 

到了第二年,春晚不见郭德纲的踪影,而与春晚阔别三年的赵本山,却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到这个熟悉的舞台,在以冯小刚为总导演的2014年春晚团队中,担任语言节目总监。

 

这一年,坚持宁缺毋滥的冯小刚请来了韩国的李敏镐,却把语言类节目删减至5个,创历年之最。对于这样的缺失,赵本山心里很是着急,有媒体称他曾在开会时大发脾气,“实在不行我现排一个小品上!”

 

事实证明冯小刚的果断或许是正确的。数据显示,在分段的收视率中,李敏镐、庾澄庆表演的《情非得已》超过蔡明的小品《扰民了你》、以及麻花团队的《扶不扶》,以9.65%的成绩成为当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也是这一年,央视春晚首次升格为“国家项目”,与奥运会开幕式同等级。往后的几年里,语言类节目仍旧没有较大起色,观众在周而复始地无缘赵本山、郭德纲、陈佩斯和朱时茂之后,一时也没有了新的期望人选,或许这种情绪也没有那么浓烈了。

 

今年,在一张事后被证明伪造的节目单中,朱时茂、陈佩斯将携手演出小品《猪联璧合》的消息不胫而走。但最终得到朱时茂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不知要如何分身术才能‘猪联璧合’不辜负大家的厚望。一别春晚舞台已有数年,我和佩斯真心感谢观众对我俩一如既往的喜爱和挂念。”此时,距离他与陈佩斯最后一次在央视春晚的演出已经过去了21年。而此后接过语言类节目重任的赵家班也已离开了春晚,冯巩也在今年首度缺席这个舞台。

 

而一度被认为命题式的情绪过于浓烈、并在那一年为自己执导的猴年春晚打了100分的吕逸涛,在偶像明星云集的《国家宝藏》中获得了更多的掌声。这档糅合了民族意识、流行文化与符合当下主流观众表达习惯的纪录片手法的综艺节目,比起春晚的大象转身,显然更受年轻人的推崇。

 

这几年来,春晚总导演们纷纷在歌舞类节目中下功夫,连续多年邀请时下最具人气的偶像艺人、流量明星助阵春晚,就是旨在希望吸引年轻观众的目光。某种角度看,比起当年“三顾茅庐”邀请郭德纲,这样的方式既简单,又安全。

 

2017年的春晚,总导演杨东升请来在大热剧《欢乐颂》中扮演“五美”的演员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与TFBOYS共同完成开场歌舞《美丽中国年》。实际上,杨东升此前并不知道“五美”是谁,“但观众喜欢,就行。”

 

今年,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的首个春晚,虽然总导演刘真的名字令人感到陌生,但是朱一龙、白宇、邓伦、沈月等更多年轻人熟知的、新晋偶像的名字,出现在了这台国家晚会的节目名单上。

 

只是,也再没有谁会为观众的赞美而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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